中印问题研究有待加强——印度中国问题首席专

谢钢(Srikanth Kondapalli)是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和主任，他还是山东大学的荣誉教授和北京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他曾在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 Analyses)供职12年，并先后于2004年和2007年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和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谢钢教授出版个人专著2部，分别为《变革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99年) (China’s Military: The PLA in Transition， 1999)和《中国海军力量》(2001年)(China’s Naval Power， 2001) ，合编论文集2部，并在印度国内外各重要媒体发表过文章数篇，在各类会议上发表多篇演讲，是印度国内外各种广播电视媒体的特约采访对象。谢钢多年来致力于进行中印问题研究，是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4月份，谢钢教授在印度尼赫鲁大学接受了我刊的专访，就中印关系、中印间的学术交流等问题发表了他的一些看法与观点，现将专访的内容翻译、整理如下。 问 中共 大后 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上任 相比往届领导集体 有评论说本届领导集体表现出更多的自信和魄力 作为一个印度学者 您会如何看待中国的本届领导集体 在您看来 他们和之前的领导集体的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谢：中共18大确认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这也是中国的第五届领导集体。在未来的10年中，他们将掌控中国的命运，故18大报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大报告中没有提及印度，也没有对中国外交政策做较多的阐述，但是，它提到了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中国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核心安全利益；第二，中国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第三，中国将寻求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第四，报告还提到“多边主义”。以上的这些，实际上多少都与印度有关。 首先，核心安全利益是指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涉及到中印之领土争端和西藏问题。虽然经过长期、多轮的谈判，但领土争端却一直没有解决，这也影响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可以预见，领土问题和西藏问题将是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重点关切的问题。此外，在过去的3～4年间，西藏还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已经影响到中印关系，这就是核心安全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 第二点是软实力。过去的20年间，中印之间一直都有文化交流，这是中印拓展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将通过民间外交、文化交流等方式拓展软实力。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还参与合作建设了那烂陀寺大学项目。以上的各项努力，都预示着中印有意在拓展软实力方面开展合作。所以中共18大之后两国间应该会有更多的合作，民间外交、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还会增多，还有可能成立文化合作小组等。 第三，多边主义。印度和中国参与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2007年第14届南盟峰会后，中国成为了南盟的观察员国，而印度则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从2005年起，中印都成为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中印在联合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组织中也有过多次协作，此外还有金砖国家会议。18大后，中国、印度和南非三国领导人在德班会面，这是中印间进行合作的另一个平台。 第四，国际利益和国际地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达到8.8万亿美元，印度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GDP 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印在G20合作组织中也有合作，双方在亚欧会议中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有共同立场，在其他的建立国际地位的诉求上都有共同利益，如双方都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20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故按照18大的提法，我们可以期待中印间的合作将会更进一步。 18大结束后，今年3月，中国又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年的18大宣布了党的总书记，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宣布了新任的国家主席、总理、外交部长等一系列国家领导人。有意思的是，不同于前任温家宝在常委中列位第三，现任总理李克强排位第二。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主席把访问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作为其上任后的首次外交行程。在访问俄罗斯之前，他召集了金砖国家的记者，阐述了中国对金砖各国的外交政策。在会见印度联合新闻社记者的时候，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处理与印度关系的几个要点，分别是：第一，领土纠纷十分复杂，中印双方都应该认真和密切地关注边界问题的进展，但同时，必须保证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即“安定”是讨论边界问题的基础。第二，习近平主席指出战略沟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是提升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基于中印之间高层互访次数极少的背景。上一次中国国家主席正式访问印度是在2006年11月，当时胡锦涛主席访问了新德里，之后辛格总理于2008年回访中国，2010年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到访中国，而后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12月访问印度。过去10年中，印度辛格总理与中国胡锦涛主席总共会面26次，但这些会面不全是双边会谈，有一部分是在多边会谈框架下进行的，如两年前在中国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辛格总理和胡锦涛主席的会面就是在多边框架下进行的双边会面。因此，可以说这26次会面对提升双边关系是有利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印后，印度总理没有再次到中国进行双边政治会谈和访问，因此，习近平主席提到战略沟通需要加强，这使我们相信双边互访次数会增多。 习近平主席还认为双边高层的热线电话连接应该加强，2009年11月，中印两国建立了总理间的热线电话，但是有报道称该热线从未使用过，这可能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加强双边战略对话的背景。加强双边战略对话意味着两国之间应该加强主席和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这四个层面的高层互访，这样的互访能够带来更深的交流。 习近平谈到的第三点是扩大文化交流，这点和18大提到的加强软实力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两国会通过增加宗教外交和文化之旅的次数来扩大文化联系。习近平主席也强调了民间外交，去年，有超过60万的印度人来到中国，但中国人到印度的数量仅为10万人。 本届中国领导集体与上一届领导集体间有很多的连续性，如杨洁篪作为前任外交部长处理过对印事务，现在他成为了国务委员，这意味着他可能成为处理印度事务的特别代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和有关中印之间的一切事务，杨洁篪和梅农将会一起讨论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所有中印双边事务。 17大和18大之间，在中印关系方面也有一些延续性政策，其一是两届领导集体都强调贸易的重要性，都希望扩大贸易，双方决定2015年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去年中印之间的贸易额有所下滑，从740亿美元跌至660亿美元，跌幅约为10.2%，这是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到了进出口贸易额，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期望在201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其二是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促进了双边经济关系，第一轮会议讨论的是宏观经济问题，第二轮会议就细化到双边共同合作的一些项目，并签署了52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之前，中国已经协助印度进行了价值52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中国的电信和电力业在印度逐渐扩大投资，故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另外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在边界纠纷上双边会有较大的改变，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会和第18届中央委员会在对待多边主义的看法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故在这些领域两代领导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和延续的。在全国人大闭幕和新任国家领导人就任后，辛格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进行了45分钟的会面，我相信他们也秉承了同样的观点。 当然，两届领导人之间也有一些不同，比如17届常委有9名成员而18届常委只有7名成员，并且其中5名都是新上任的。另外，新任领导人面对的是新的环境：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在加深，中印都强调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包括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气候变化方面秉持共同立场，所有这些面对的环境都是与之前不同的。 问 近年来 云南省在与南亚国家交往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无论是云南省政府的积极态度还是中国 南亚博览会在昆明的最终落地 都体现了这一点 您怎样看待云南省在促进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谢：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和印度东北部之间，所处位置非常具有战略性，但云南和印度东北部地区均属于发展落后地区，故气候和农业方面的合作是双方可以进一步扩大的领域。云南在中国、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之间享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甚至可以说这种战略的重要性有时还可以延伸至不丹和尼泊尔。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移居至缅甸和印度东北部，而印度东北部、不丹和尼泊尔也是一个多种族地区。 但是，这片区域都属于不发达地区，落后的本质促使这些地方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展旅游业等方面，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是促进这个地区合作的关键领域。在这两个方面，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有对道路连接项目进行贷款或投资，希望将云南的道路延伸至东南亚和缅甸。也有关于扩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提议，包括把现有的油气管道延伸至印度，这也是云南桥头堡战略的一部分。 云南在道路和铁路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现在轮到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地区进行道路建设了，这样才能促使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辛格总理早前宣布了多项在印度东北部的道路和铁路扩建项目，过去三年他们已经有一些进展，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出的亚洲铁路和亚洲高速路网项目的复兴，亚洲铁路和亚洲高速路网项目在上世纪由于冷战和东南亚南亚当时的局势而被搁置。所以，目前的重点是道路、铁路、航线的建设以及输油管道、特别经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建设，云南在这些方面都是积极的发起者，我们有理由期待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问 当中国 东盟博览会在广西落地后 广西获益颇多 那么您认为这次中国 南亚博览会在昆明落地后 云南是否也能获得同样的收益 云南将会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都有哪些 谢：广西建设了与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水陆连接，铁路建设也已经到位，公路也已经进行了扩建。目前，广西正在计划实施一个从越南进口石油的项目，广西每年都从越南进口能源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而言，云南的对外连接建设步伐就稍显缓慢，这是由于缅甸在基础设施方面发展的滞后，相比起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这方面都发展得要快一些。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过去3年缅甸内部政局的不稳定，最重要的是，缅甸的毒品走私十分严重，毒品大量地从缅甸运往世界各地，这其中就包括云南。根据中国海关的报告，约94%～96%的在中国被查获的毒品来自缅甸，这反映了缅甸面临巨大的毒品走私的问题。云南与缅甸毗邻地区本来就是十分不发达的地区，它们所面临的毒品犯罪和毒品走私问题是广西与越南边界不存在的。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云南的边界城镇，如姐告等，已经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尝试。姐告设立了边境贸易区，一个新的油气管道建设也将经过该地。另外还有一项计划是把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油气管道延伸至云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能源对云南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为这些项目进行了新的拨款，并将开展铁路和航运口岸的建设。当然这些尝试也遇到不少挑战，如中国在缅甸的水电站建设被叫停。近期，中缅油气管道还遇到地质问题的阻挠，云南和缅甸都是多山的地区，都处在地震带上，这是云南在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的问题，当然，我相信双方会找到解决方法。 问 您怎样来评价中国西南地区和印度东北地区的关系 它们的关系未来会怎样发展 谢：中国西南地区近些年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建设铁路等项目时都面临资金不足的状况。例如，在修建高铁的计划方面，因为资金等问题的发生，云南面临不少的困难。但总体来说，云南的GDP发展一直是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相比起来，印度东北地区虽然有很大潜力，但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印度政府已经决定要加强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宣布了财政拨款计划。尽管如此，印度东北地区的发展还是由于印度政府的腐败问题和环境保护诉求而一再延缓。 云南和印度东北部的贸易经过缅甸和孟加拉国，孟中印缅合作机制把这几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孟中印缅合作机制并不是很成功，部分原因是受到中印关系的影响。我想，中国和印度政府都需要坐下来仔细交流和商讨孟中印缅合作机制的未来，因为对印度政府来说，孟中印缅合作机制至今仍然是二轨，并非一轨，中国和缅甸方面认可它是一轨的，而孟加拉国还徘徊在一轨和二轨之间，这就表明孟中印缅合作机制在内部就是不平衡的。归根到底，在这个次区域内，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是重点发展的对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孟中印缅合作机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反映在汽车拉力赛上，但总体来说，印度政府对该论坛从二轨上升到一轨还是持犹豫态度的，我认为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应该坐在一起商讨这件事情，因为这牵涉到双边关系和双边存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印度政府还担心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问题，所以我想两国应该就反政府武装和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商讨，以寻找到共识进而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问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印问题研究 您怎样来评价当前中国和印度的中印问题研究 谢：坦白地讲，我认为两国对彼此的研究都还十分欠缺。在14亿中国人和12亿印度人中，至少应该有上千位学者关注彼此或者从事与中印有关的研究项目，但目前双方都只有百余位学者在从事这些工作，且在这百余位学者中，还有一些只是部分从事中印问题的研究。在目前的这些研究中印问题的学者中，只有很少的人懂得对方的语言。中国的教育部在不断地提高对高校的资金支持，并把这作为他们主要的项目之一长期执行，如四川大学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同样，过去5年，其他一些研究机构也渐渐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中国的研究机构更有能力去拓展印度研究。尽管如此，中国却并不是十分关注印度研究，这可能是由于对印研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签证拒签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上世纪90年代起，中印间开展了多次文化交流项目并取得长足的进步，每年都有28名中国学者和28名印度学者到对方国家学习和访问，期限为1到4年，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种文化交流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加深中印彼此间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社会科学或者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印的交流没有让这两个方面都得到提升，因为文化交流项目主要集中在语言学习领域，近些年才拓展到工程技术、雕塑、建筑、医药等领域，所以审视中印问题研究，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应该被纳入到文化交流项目里面。我之前提到中国在中印研究中占有很大优势，但是我还是看到并没有很多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投身中印研究，也许这部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因吧，大部分人想进行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澳大利亚研究或者欧洲研究而不是印度研究，因为他们发现做印度研究的话毕业后很难找到高薪的工作，在市场经济中可能成为牺牲品。 而如果你看印度方面，虽然有的研究机构进行了一些中国项目的研究，但是这些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印度政府并没有为中国研究项目提供不断增长的经费，但是，印度的大学在招收中国研究的学生数量方面已经有很大增长，并且未来还有增长的空间。这些参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他们大部分不懂中文，所以他们都从西方的资料中摄取观点，并受到西方视角和观点的影响。当然我们得承认中文是很难学的，所以例如进行一些制度的改革，把印度的在读硕士生和副博士生送到中国学习语言，这样也许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和做好中国研究。因此，我认为中印两国缺乏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合作，两国对彼此间的研究还十分欠缺。 问 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加强中印学者之间的交流 谢：两国间学者互访的次数实在是相当地少，签证是最主要的问题，项目资金不足也是另一个原因。2年前，我曾经邀请一位中国学者到尼赫鲁大学做访问，结果因为签证的原因最终没有成行。为了加强中印学者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以尝试，第一，我们可以合作举办会议和讲座，如果在签证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尝试在第三地举行，如香港、新加坡、曼谷、达卡等，若是香港资费太高，我们就选择加德满都等相对经济的地方。第二是我们可以利用新的科技途径，比如进行电话会议，这样的话，学者就不需要面临签证的困难。最重要的是，中印学者之间要能够进行合作研究，至今这样的例子还很少。我们首先得承认在中印学者之间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等，但是合作研究肯定能促进观点的交流、增进互信。双方学者可以尝试包括联合召开会议，联合出版书籍，联合创办刊物、双边文化互访等方法。 当然中印学者之间的交流还必须克服另外一个难题，即中印学者在研究方法、政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我们有必要通过更多的关于彼此的文章或书籍的发表来增进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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