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管仲的外交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体现

谈及中国外交的历史，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张骞出使西域，或是苏武牧羊塞北，亦或是郑和七下西洋，但这些多数在当时的统治阶层看来是中原与蛮夷的一种交往形式，并非建立在平等的国与国关系基础上。简言之，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及其他边疆部族之间且战且和，直到后期东亚朝贡体系逐步建立的一部历史。一些西方学者由此论断，威斯特法伦和约签订后，西方世界最早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概念和国与国之间平等交往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然而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建立起惊人成熟的近似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国与国交往模式。

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时代，中国历史在此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渐过渡，周王室的王权逐渐沦落，诸侯也不再恪守周礼，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诸侯国割据的时期。在这500多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经历了多极、两极、单极霸权和无序状态的格局，几乎演绎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各种经典范式。这一时期外交思想发展异常蓬勃不息，通过大量丰富的外交实践，各种外交思想碰撞和交融，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的外交思想著作。

论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大家，或许大家首先会想到鬼谷子门下的纵横术大家苏秦、张仪，或许也有人会想到只身力退秦师的烛之武，更或是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孔子、孟子。但作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肱骨之臣，管仲（公元前719-前645年）及其所代表的霸权学派的外交思想似乎既符合现实主义的外交实践，又带有理想主义的浓厚色彩，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却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外交观。本文试从后世托著的《管子》一书中管仲的一些外交思想论点，浅析其外交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异同。

1 国际秩序

春秋时期的“国际秩序”，便是维系周王室分封制度和爵位世袭体系的“周礼”，这一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可以说就是当时中国上百诸侯国所遵循的“国际法”。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国际秩序的规范化和体系化远胜同时期的古希腊城邦等世界其他地区。在春秋时期外交思想各不同流派中，管仲主导的霸权学派以及儒家的孔孟都强调对周礼的维护，即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管仲所言的称霸是建立在周礼框架下，以“仁”为最高准则，承认周天子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并且各诸侯国继续承担分封制确定的义务，共同保护周王室安全。“尊王攘夷”的目标是通过诸侯国“会盟”来实现的。在管仲辅佐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在位期间，曾发起了9次诸侯盟会，这种盟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春秋时期“联合国安理会”的机制，是一个召集各诸侯大国共商大事、调各国出兵、声讨背离周礼的诸侯、平定诸侯国内乱、共同抗击北方狄戎、保障周王室安全的政治军事会议。齐国作为春秋时期首个称霸的诸侯国对其他诸侯国“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通过各种不同手段维护其认可的“国际秩序”。

管仲的外交思想与孔孟的“仁义”之道颇有相通之处，他在坚持王道必须恩威并施的同时，强调“仁、义、礼、忠、信、廉、耻”等道德原则对获取并维持霸权的重要性。《管子·版法》中有言“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希望统治者能与邻国修好，化解仇怨，这一至理名言堪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睦邻政策思想。《管子·重令》有言“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认为只有“以仁相待”，其霸权的合法性才能获得诸侯国承认。这些思想似乎可以在如今我们所秉持的“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正确义利观等外交理念中窥见其中的相似之处。

2 主权国家概念

本文开篇曾提过在国际关系学界有很多人都坚持威斯特法伦和约签订后才最早诞生了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事实上春秋末年开始各诸侯国逐渐开始“轻周礼、尚武力”，虽名为周王室分封，但实际上已经享有了现代国家定义中的主权。各国可以相对自主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周礼体制象征性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各国间开始出现各种形势的利益置换和斗争。

《管子·七臣七主》在描述“惠主”时曾有“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闿”的表述，是指国库枯竭将导致君权的衰弱，这里的“主权”意指君主的权利，但显然这里的君权是与国家概念分开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高于君主的。而且从现代主权国家的定义角度看，主权国家必须具备固定的居民、一定界限的领土、有效的政府和与他国交往的能力，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事实上拥有统治权、领土、人口、军队等主权国家要件，并且诸侯国间相互承认，共同组成一个“国际社会”。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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