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为全球话语体系建设贡献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国，勇于承担和履行自己应有的国际责任，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及时向国际社会奉献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 自人类步入近代以来，全球话语体系就一直为欧美国家所主导，因而体现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及文化上的日益自信，以西方为中心、非西方为外围的全球话语体系已难以反映世界日益多元化发展的现实，全球话语体系亟待更趋均衡、多元的发展。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且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大国，中国日益具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向世界贡献物质产品的同时，也向世界贡献日益增加的观念产品和精神产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及时向国际社会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推介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增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新型挑战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中国外交日益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交往规则、国际秩序演进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原则和主张。诸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新秩序，以及21世纪初期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等重要理念，都曾在国际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有些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继承六十余年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外交理念和思想，积极向国际社会奉献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 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道路”。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主要亮点之一首推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坚持和发展。这一理念告诉世人，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发展，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国希望通过自身和平发展的历史经历，超越几百年来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传统崛起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做出了两点新的发展：一是强调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决不能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才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中国也向国际社会清晰地传达了中国的战略底线，希望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不至于出现对华战略误判。中国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一贯承诺，体现了东方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担当，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体现了21世纪中国外交的应有风骨。 推动国际合作的“中国倡议”。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世界各国应该如何实现相互合作？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两个“倡议”：一是倡导各国以合作共赢原则为核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他强调指出，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合作共赢，就是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推动各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二是以不结盟原则为基础建立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伙伴关系网络与西方国家的同盟体系不同，它没有主从之分、阵营之别，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迄今，我国已同80多个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及伙伴关系网络，是对结盟或对抗的传统国与国关系模式的超越，为世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国际秩序建构提供了崭新思路。 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图为2016年7月11日，工人在沧州中捷高新区一间汽车部件生产项目厂房内调试焊接机器人。 维护国际安全的“中国观念”。在2014年由中国主办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倡导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所谓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只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更不能把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人的不安全之上；所谓综合，就是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所谓合作，就是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所谓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把发展作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特别是以发展促安全的路径正是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及国际运用，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稳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念。 处理大国关系的“中国方式”。世界的总体和平有赖于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其中尤其是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为避免历史上一再上演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目的主要在于化解中美双方的可能冲突，探寻一种和平、合作与共赢之道。习近平总书记与奥巴马总统成功举行庄园会晤、瀛台对话和白宫秋叙，引领中美两国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推动“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迈向新台阶。虽然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但双方已经摸索出一套清晰判断对方战略意图和政策、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关切的经验。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以及近年来中俄高层互信的继续增进，表明中国已经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大视野来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一个高水平运作的中俄战略关系，对于确保世界大国关系的战略平衡、推动国际体系更为公正合理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彰显南南合作的“中国道义”。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国际上继续为它们伸张正义，能给它们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能在经贸合作中给它们更多的照顾。中国明确提出正确义利观，要求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正确义利观就是要把中国自身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联系起来。中国提出正确义利观，体现了帮扶发展中国家的无私仁义，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正义，体现了新时期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道义。 促进人类发展的“中国愿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世界大国。因此，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及时向世界表达中国人对世界发展的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全面系统阐述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位一体”实现路径，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是中国外交在追求民族伟大复兴之后的又一重要目标，是中国对人类发展和世界秩序的美好畅想，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国所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世界抱负。 推介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维系了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的政治稳定。中国的发展之路在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借鉴。中国本着相互平等和相互学习的原则，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帮助它们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帮助它们解决面临的若干发展难题。 一是经济发展经验。在过去近40年里，中国不仅显著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实现了超过六亿人口的成功减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发展中国家的有识之士在追问，中国成功的秘诀（secrets）是什么？首先，中国的发展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智慧”：注重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但始终坚持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注重推动改革和发展进程，但始终认真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注重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但始终保持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其次，在具体的发展领域，中国也向世界贡献了自身的诸多经验：成功实现农村减贫和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合理且有效利用外来援助，等等。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介绍这些关于发展的思考和经验，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推动南南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 二是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一些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面临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政府既无力整合必要的资源和力量以有序推进国家经济建设，也难以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甚至无法为其民众提供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相较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相对较强的政府治理能力和较高的行政效率。中国的政府治理特点有二：一是拥有一套完备、成熟的国家基本制度，诸如财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安全制度等等，从而赋予国家以强大的制度性能力；二是国家在放权于民、赋权于社会的同时，始终强调必要的民主集中，政府始终享有必要的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对于那些仍需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建设的任务就不仅仅只是政治改革或所谓的政治民主化，还应当重视同样重要的基本制度建设，尽快建成一套完善的国家政权体系。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思考政府治理模式时，也需要重视加强经济发展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应该承认，发展中国家需要合理借鉴西方政治学倡导的分权制衡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必要约束，但政府规模和职权范围的缩小并不等于国家能力的削弱，对“强政府”的某些约束也并不等于让政府沦为“弱政府”或“失败政府”。理想的状态是，国家权力在一些领域应当弱化甚至退出，但在某些领域则需有选择性地予以加强，这对那些仍面临严重治理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三是政党建设经验。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党政治乱象，比如，很多非洲国家至今仍未走出政党族群化的阴影及逢选必乱的政治怪圈。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虽然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政党制度、意识形态上存在明显不同，但双方完全可以在超越政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前提下，就具体的政党建设、政党所应具备的功能和作用等问题进行坦诚的交流和对话。比如，如何发挥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国家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如何发挥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培育和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党建设的启示在于，成熟的政党应有超越自身集团利益的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成熟的政党政治也应有助于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无论何种政党制度，其目的都是共同的，即弥合社会分歧，创造社会整合，通过竞选来释放和舒缓社会紧张，通过相互妥协和包容来增进社会共识。也就是说，“政党政治的根本目的，在于培育社会共识而非导致社会离散，在于创造国家整合而非导致国家分裂。” 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是当前中国彰显大国责任的重要方面。中国在人均经济份额、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无疑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又决定了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国。因此，在自身实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也需要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由于当前世界的和平发展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责任就主要体现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注重推动重大国际机制的完善以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益。 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出新举措。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断创新对外经贸合作举措，真诚欢迎其他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注重帮助它们解决减贫和发展问题。中国已向最不发达国家97%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以增加它们对华的商品出口能力。中资企业已在33个国家建立了6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提升东道国的产业发展能力。中国在2014年承诺推动非洲的“三网一化”建设，在2015年宣布在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以支持中非双方共同开展“十大合作计划”。正在稳步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将通过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为沿线国家特别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进而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做出新承诺。作为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五常中派遣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是缴纳维和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又进一步宣布设立总额为十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承诺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中国已经连续第八年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近年来又积极尝试与西非国家开展联合反海盗演习，支持几内亚湾国家的反海盗行动。中国还努力为解决全球热点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比如，积极斡旋南苏丹国内和解，深度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启和谈，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步走”框架思路。 为应对重大全球性问题发出新倡议。中国同美国、法国、欧盟、印度、巴西相继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习近平同志应邀出席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系统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主张，携手各国达成《巴黎协定》在内的重要成果，推动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中国还加大了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注重帮助受援国解决因疾病、战乱和自然灾害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在2014年3月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后，中国政府率先紧急驰援，不仅向疫区相关国家派遣了1200多名医护人员，提供了四轮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援助，还注重帮助相关非洲国家建立专业化的疾病防控实验室，帮助它们建立更为有效的疾病防控体系。 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完善提供新路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要“有为”，还要“有位”。一方面，中国一直致力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等重大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逐步改革既有国际体系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同时推动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的转变，以更为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也意识到，既有国际机制尚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革和调整，因此需要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建设共有、共建、共享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在继续深化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的合作之时，于2015年与拉美国家搭建了中拉合作论坛机制，实现了多边机制在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全覆盖。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曾几何时，中国还只是国际多边舞台的“参与者”和“学习者”。而如今，通过议程设置甚至主动参与建章立制，中国日益成为重大国际机制的“塑造者”和“建设者”。伴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展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必将更趋紧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必将更为显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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