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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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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是影响人们思维和认知的重要因素,也是进行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观察国际关系的很多实践可以发现,很多危机的塑造先从语言开始。经过一系列言语互动,语言不仅促使某
语言是影响人们思维和认知的重要因素,也是进行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观察国际关系的很多实践可以发现,很多危机的塑造先从语言开始。经过一系列言语互动,语言不仅促使某些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问题安全化,还建构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和威胁程度的高低,从而制造话语危机。一方面,语言的运用与军事、经济手段等相比成本最低,行为体之间很容易进行话语博弈,产生话语对峙,导致危机,如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很多博弈是在话语层面展开,经常恶语相向;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具有政治性、建构性等特征,言语者通过一系列言语手段和策略形成某些话语,生产出看似科学的知识,甚至常识,最终改变人们的认知,塑造共识,建构危机。语言有些时候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武器。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在其讲话和推文中使用“中国病毒”这一命名,招致中国强烈反对。中国和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围绕病毒命名、病毒来源地、“中国责任论”等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交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会建构意义,进而产生很多后续影响。再比如,2016年,美国的“南海话语”在世界上建构了“中国影响南海安全”这样的错误认知,在国际舆论场中建构了南海危机。这些交锋首先是通过话语在舆论场中产生一种话语压力,有些话语则导致话语危机。
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日益复杂。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演进,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染病、深海、外空等新领域和新问题不断出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数,很多问题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人们去探究、解释和理解。例如,人工智能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影响大国竞争?是否会影响未来战争?等等。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人们的安全认知,甚至塑造新的安全问题,建构安全危机,影响相关政策。本文明确提出话语危机这一概念,旨在系统研究话语危机的成因,语言如何产生话语危机以及话语危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近年来所经历的一些主要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以加强对话语危机的认识和理解,并思考中国应如何应对。
一 语言与话语危机
语言本身可以建构危机,产生话语危机。话语是形成于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之中,是一定的言语者与话语对象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沟通活动的产物,涉及言语者、言语对象、文本、沟通和语境等要素。①吴学琴:《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建设》,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7页。话语也是在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意义结构,每个话语都包含一定的意义体系,这些体系一起构成了社会知识网络,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基础。话语的形成依赖于语言的使用,某些言语通过不断被重复而积淀为一种社会话语,进而影响社会实践。国际政治中的很多危机都是通过话语建构而来,表面上看是安全危机、能源危机和安全隐患或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实际上语言在整个危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安全危机首先从话语危机开始。
(一)语言的特点及社会影响
话语危机是通过特定词汇的选择以及修辞手法和叙事手段把某个问题描述为紧迫的威胁,在话语层面产生危机感,让人们感到威胁的存在,并认为必须加以应对解决。话语之所以能够建构话语危机,主要是由语言的以下特点决定的。
1.语言具有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
人们可以利用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建构社会现实,建构社会存在。这种认识也与哲学领域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相关。语言有创造和摧毁一切的能力。②[加拿大]米歇尔·艾碧:《语言的力量》,孙晓斐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随着语言哲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更加体系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以约翰·R.赛尔(John R.Searle)、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开始强调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认为语言不仅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发出言语的同时也伴随着行为的发生,即言语行为。③关于言语行为,具体可参见John R.Searle,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因此,语言的使用本身也是一种实践。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点,不仅可以映像真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产生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把所说的内容变为人们认为是存在的东西。语言的建构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建构社会存在,同时也建构社会意义。不同的言语实践会建构不同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甚至是“知识”或是“真理”。对于同一个客观事物,人们对其进行不同的命名,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法等,体现出言语者不同的观念和态度,产生的建构效果也完全不同。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纽约时报》把中国对武汉的“封城”评论为“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对意大利的“封城”则评论为为遏制新冠病毒肺炎,“冒着经济风险”。①《海外网评:同样谈“封城”,这家美媒双标操作真是溜》,载《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2020年3月12日,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网址: http://www.xdgjgx.cn/qikandaodu/2021/0223/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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